为什么中国留学生生活在一个尴尬的群体里

　　相信很多留学生都有同样的体会。费尽心思却还是无法融入到主流的环境中，最后还是跟本国的留学生交流最多，口语能力好像也并没有得到锻炼。下面 出国留学网就来说说为什么中国留学生生活在一个尴尬的群体里。

　　毕业回国后，他们的海外经历是优势，还是重新融入本土文化的门槛。

　　作为“次群体”的中国留学生

　　小编作为一名曾经的留学生，我一直认为至少在研究生这一档上，中国留学生是生活在一个“次群体”(subcommunity)里。

　　这个次群体虽然在空间上从属于美国在校学生这个主群体，但其营造出来的“次文化”(subculture)和总体上流行的文化、奉行的价值观有诸多不同。

　　并不是说中国留学生喜欢抱团不爱和当地本土的同学沟通交流，因为其他的次群体譬如印度裔留学生和哥伦比亚裔留学生学生也总是成群结队。

　　但中国留学生的次群体却和其他次群体有很大的区别，它有着自己独特的“次文化”，这也使得中国留学生更加难以融入主流。

　　最显著的特征：太严肃

　　那这个次群体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

　　“太严肃。”

　　为什么我们活得如此严肃?

　　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基本上能够给出这样一份相似的简历：良好的本科教育，惊人的英语分数，大型机构的实习经验(但不曾全职工作)，以及一份进入大型国际机构或者知名企业的希冀。

　　应该说，在资源高度稀缺、竞争非常激烈的中国，能够在20岁出头交出这样一份简历的，都是同辈中的佼佼者。

　　稀缺而狭窄的向上流动通道，决定了挑战者必须步步为营，小心翼翼地对待每一次选择。刚出生就要挑好幼儿园;小升初、初升高、高考，无一不是战役。

　　挑选本科专业，则要找有大批人走过并且证明能稳健进入社会中层的路径：经济、金融、会计、国际贸易，炙手可热。

　　因为优质教育和职业资源稀缺，走错一步的成本太大，中国的年轻精英们已经习惯早做打算、标齐目标、直奔主题，剩下的从脚下到目标的路径不再是生活，而是通道。

　　小编的身边有这样的一位美国朋友，他念研究生时已经30岁出头，曾经担任美国军方的合同雇员。他念了国际安全政策专业，毕业后跑到一家俄罗斯电台做记者，最近又辞了职，在琢磨非政府组织募资人的角色。

　　显然，他没有固定的住所也没有稳定的收入，相信在中国的语境下很难符合对“年轻有为的常春藤毕业生”的期望。

　　很多中国的朋友会这样说：“你看，他30多了还在兜兜转转，还在找自己的兴趣点”。

　　的确，这个情况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很难想象。

　　中西方文化背景下，主群体PK次群体

　　机械化地将生活分解成任务，在中国的主流文化中或许会被肯定，甚至鼓励。但被放到另一个主流格调很不同的文化中，这种机械与严肃容易使人格格不入。高度计划性带来的严肃会弥漫到一个人生活的其他方面，譬如日常事务的处理，人与人的沟通。

　　当目的性很强的生活态度和机械化分解生活的方式成为一个群体的特征，“次群体”与“主群体”之间的罅隙便会凸显出来。

　　一个最简单例子，就是中西文化背景下的留学生对待研究生课业的态度。

　　从西方发达国家出来的学生，在进入研究生院前大多有过几年的工作经验，因此在挑选课程、参与讨论、完成作业的时候，体现出来的更多是对知识、经验的好奇，以及如何细化自己的专业方向，修正甚至颠覆自己职业的兴趣点。

　　但是中国留学生却迥然不同，许多人因为没有经历过职场的摔打，还在把研究生当作大学的延续、甚至高中的延续来对待：为了保证作业高分，不惜对答案;而对教授同一门课程不同导师的选择，则要参照上一届学生的得分情况。

　　在学业之外，大把的时间花在图书馆以确保考试可以得到高分——经过高考的我们都应该知道，那些曾经很熟悉的几何公式、化学方程式、生物细胞结构图，要花多少时间做熟，又多快就能忘掉。

　　这种总体性的状况仍让人感到忧虑：大陆教育系统训练出来的尖子生，大多谨小慎微，短期的得失心重，目标性又强，生活节奏非常紧张，容易错过设定路径之外的选择和风景。

　　生活宽度比较狭窄的人，容易变得自卑或者自负——这是另一个关于中国次文化的群体性特征。一个很好的观察场所便是公开演讲。

　　中西方的演讲方式

　　演讲这个东西，高度根植于演讲者的文化背景，而借由外向性的语言表达出来。而中国式演讲和西方式演讲却完全不一样。

　　举例来说，在美国演讲，以一个笑话开场缓和气氛、拉近演讲者和观众的距离，是非常普遍的。

　　最简单的，演讲者为了自贬一下活跃气氛，可以在台上站稳了的时候就说：“在你们和我之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谁也不知道我接下来会说什么。”观众往往哄堂大笑，演讲者顺势进入主题。

　　复杂一点的，演讲者可以“量身定做”一个开场笑话，譬如Facebook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2012年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典礼上开的那个玩笑：

　　“当Nohria教务长邀请我来做今天这个演讲的时候，我就想，来给一帮比我年轻太多又酷太多的人演讲?我想我可以做到。我天天都在做这件事。

　　我喜欢被年轻人包围着，除了他们问我‘你上大学没有互联网是什么情况?’的时候;或者更糟，他们说‘Sheryl，你能过来一下吗，我们想看看老年人是怎么想这款设计’的时候。”

　　Sandberg今年44岁，而Facebook雇员的平均年龄是30岁出头，这个背景是大家都知道的，自然又是爆笑。 我很难想象——也只在很少的场合遇到过——中国的演讲者会在开场时讲这样的笑话。

　　他们往往喜欢直切主题——就像留学生在学校里直冲考试那样——略过轻松随意、最能展示性格中活泼有趣一面的环节。这样严肃的群体性格，在有意无意地塑造中国人在国际上的群体形象，并且反过来束缚华人跳出自己参与设定的这个刻板印象。

　　所以当喜剧演员黄西的声名传回国内时，大家才觉得那么新鲜。嘿，中国人也能在美国讲笑话，老外们还那么乐!

　　生活丧失更多可能性

　　在小编看来，中国次文化中的目的驱动和严肃性不失为一种宝贵的品质。有了明确的目标，然后以严肃的态度去对待它，我们能更有效率地完成一项任务，往大了说，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的确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这一点也完全符合当下中国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我们从小就被高标准要求着，一份不错的成绩，一份优秀的实习，一份稳定高薪的工作。好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环境中体面地活下去。

　　这样的人生才是中国人眼中“满意”的人生。

　　但事实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很多这样的留学生或者是中国学生也就随波逐流，认为这样的标准，其实还不错。

　　可是我们却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没见过别样的生活，更不敢去想别样的生活。中国人的“严肃性”也就成为了许多人拓展职业和生活的可能性、拥抱其他乐趣的终极障碍。